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戏剧影视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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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南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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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为民教授(后中)与钱南扬先生(前)合影

            

            我姓钱,名绍箕,字南扬,以字行。浙江省平湖县人,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生,父母早就故世,家中并无叔伯兄弟,仅两个姐姐,也先后出嫁,赖姨母将我扶育成人。

            求学经过:初小高小都在家乡,中学在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大学在北京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当我在二中毕业那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很快影响全国,我们二中学生也举行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当时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北大,我便十分向往能上北大读书,故毕业之后,决定投考北大,后果被录取,即便进京报到。其时运动尚在进行,我也即投身其间,如参加反对逮捕陈独秀、反对奸贼曹、陆、章的示威游行。

            二年预科很快过去,四年正科是选科制,我就先后选了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戏曲,及与戏曲有关的刘子庚(毓盘)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

            我怎么会研究戏曲呢?说来话长,当我在二中念书时,刚好刘子庚先生也在二中教书,他和吴瞿安(梅)先生是世交,常常提起吴先生的曲学如何精深、藏曲何等丰富,我心中十分羡慕,便开始产生研究戏曲之意。后来想想,研究戏曲,应该先要会唱,因此,我每逢年暑假回家,参加家乡的曲会,从事唱曲。及至北京,刘子庚先生又替我介绍了一位笛师,每星期唱两次,又介绍一位票友,教我串演,直至勉强可以登台。于是,我研究戏曲的兴趣更浓了。

            我从许守白先生学习时,常常提出曲律上的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蒙先生把他的一部大作《曲律易知》见赐,此书广博精深,以视明王骥德的《曲律》强不知为知,错误百出者,相去天壤,使我获益不浅,至今尤宝藏之。

            刘子庚先生见我有志于戏曲,特修书给吴瞿安先生,请他把我列为诸门墙。自从我离开刘先生之后,久无消息。后来我转托友人请吴先生写一对联,寄来展望,见称我仁弟,方知蒙吴先生不弃,已经收我这个学生了。于是我专诚赴苏州,在旅店中放下行李,便去拜谒吴先生。吴先生要我到他家里去住,见我不允,他又亲自来旅店,一定要我搬去。盛情难却,我只得从命了。此后每到苏州,即老实不客气地住在吴先生家。我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收集的材料写成的。

            一九二五年,北大毕业后,曾先后在浙江省立宁波四中、绍兴五中、湖州三中等校任语文教员,当然用不到戏曲;后来又任浙江大学助教、武汉大学讲师、杭州大学教授,觉得他们对戏曲也不重视。盖目戏曲为小道,乃时势使然。我却不管这些,继续研究下去,也颇有一些小小的收获。兹把我的戏曲及民俗学作品列举如下:

            《谜史》:民俗学会丛书之一。一九二八年广州中山大学印行。

            《宋元南戏百一录》:燕京学报专号之九。一九三四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元明清曲选》:一九三七年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梁祝戏剧辑存》: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宋元戏文辑佚》: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百一录》所收戏文仅四十五本,自《九宫正始》发现,补辑成此书,共得戏文一百六十七本。

            《汤显祖戏曲集》:一九六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九七九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汉上宧文存》:一九八〇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戏文概论》: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戏文上,因为这一剧种,是戏曲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而明人不加注意,渐就散佚,故必须把它勾稽出来,供研究戏曲者参考。

            我自一九五九年从杭州大学调来南京大学,时光迅速,转瞬二十余年,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苏省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分卷编委等职。

            十年浩劫期间,我也身受其灾,有些文件和书被劫去。及四人帮粉碎以后,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我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继续从事戏曲研究。目前,我虽年事已高,决心把有生之年,全部献给祖国。

                                                   

                 钱南扬《自传》   写于一九七九年


            钱南扬(1899-1987),原名绍箕,别署钱箕,字南扬,以字行。浙江省平湖县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十二月十八日生。幼年失怙,赖姨母抚育成人。中学就读于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1919年中学毕业时发生了五四运动,影响全国,省立二中学生也罢课声援。因此次运动的中心为北京大学,故对北京大学非常向往,便投考北大,终被录取。两年预科结束后,四年正科是选科制,钱先生先后选了许之衡先生的戏曲、刘毓盘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刘毓盘先生见钱南扬先生有志戏曲研究,他和吴梅先生为世交,因修书吴梅先生,请他将其列为诸门墙。后钱先生转托友人请吴梅先生写一对联,不久即收到吴梅先生寄赠的两副分别集于宋词、元曲的对联:“海风吹下空翠,心香淡染清华” 、“隔纱窗日高花弄影, 倚孤舟酒醒梦无痕”,且以仁弟相称,大喜过望,得知已被吴梅先生认为弟子了,便专程赴苏州拜会。吴梅先生非常恳诚,力劝其到其家中居住。自此钱先生每至苏州,即住吴梅先生家中,得遍读吴梅先生所藏丰富曲籍,其后来编成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即得益于吴梅先生的藏曲。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钱先生对民间文学研究也发生兴趣。在蔡元培、沈伊默、刘半农、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发起下,1918年,北京大学一些热心民间文学的师生成立了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并陆续出版《歌谣丛刊》、《歌谣丛书》,征集、搜集民间歌谣,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热潮。钱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民俗》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关于祝英台故事的戏曲》等论文,1928年出版的《谜史》一书也在此时编成初稿。1927年钱先生执教于杭州省立一中时,与顾颉刚、钟敬文二位先生共同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并创办了《民俗周刊》。在此后几十年学术生涯中,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始终是钱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925年,钱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浙江省立宁波四中、杭州省立一中、绍兴五中、松江县中等校任语文教员,其间虽不能教授戏曲,但其戏曲研究、特别是南戏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其南戏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宋元南戏考》1930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发表,《宋元南戏百一录》则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1934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些研究均代表了当时国内南戏研究开拓性的进展。

            1930年8月,应顾颉刚先生之邀,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讲授《戏曲史》、《词学概论》。次年7月,因病回家休养一年。其后先后在绍兴县中、省立杭州高中、浙江丽水碧湖省立联高等学校任国文教员。1945年2月,任浙江省通志馆编纂。这一时期钱先生一方面继续从事南戏研究,特别是利用新发现的《南曲九宫正始》等文献从事南戏辑佚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如在古代戏剧演出方面发表了非常著名的论文《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燕京学报》1936年)。

            1949年后,钱先生先后在浙江平湖县中、吴兴县中、省立湖州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54年秋至次年年初,由郑振铎介绍,至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组编辑。1956年8月,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1959年1月,被误作为“白旗”拔根,被开除公职,只得寄住乡下亲友处。

            1956年昆剧《十五贯》晋京成功上演。趁此时机,各地昆剧活动和研究得以渐次恢复。南京大学的曲学研究因吴梅、卢前等教授相继辞世后,曲学薪火一度中断,中文系教授陈中凡先生为恢复南京大学的曲学传统,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郭影秋力荐钱南扬先生。 1959年9月,钱南扬先生顺利携家眷至南京,任职南京大学中文系,直至去世。

            因钱南扬先生的到来,陈中凡先生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了戏曲研究室。陈、钱两位先生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钱南扬先生此后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设《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程。

            五十年代中期以来,钱南扬先生多年的研究心得和一些代表性成果得以整理出版,如《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梁祝戏剧辑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魏良辅〈南词引正〉校注》(1961年《戏剧报》七、八期合刊)、《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8)等。

            文革期间,钱南扬先生也身受冲击,被打入牛棚,有些文件和书籍被劫去。但他淡然处之,虽体弱多病,仍潜心著述不辍。故文革结束不久,他一生学术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陆续出版,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汉上宧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为钱南扬先生、也为南京大学的戏曲研究带来极高的学术声誉。

            自八十年代以来,钱南扬先生先后培养了俞为民、滕振国、周维培、朱恒夫、张新建等戏曲史专业研究生,钱先生对弟子们悉心栽培,无微不至,给学生都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后来在学术界、文化界也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钱南扬先生自调任南京大学以来,一直居住在南秀村的一小阁楼。数十年中,钱先生在这一小阁楼也接待了无数慕名来访的后学,他的和蔼恳诚、淡泊名利和潜心学术无不给来访者留下极深印象。

            1987年4月18日,钱南扬先生在南京家中辞世,享年八十九岁。各界人士闻之,纷纷发来唁电与唁函,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协会、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单位和个人,可谓备极哀荣。

            钱南扬先生一生专心学术,在中国戏曲史研究、特别是南戏研究方面有开拓性的学术业绩,在民间文学研究等方面也多有建树,具有开启新风、建立学术范式的意义。2009年,为纪念钱南扬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多卷本《钱南扬文集》。2009年10月,南京大学、东京大学在南京联合举办了“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钱南扬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以隆重的形式纪念这位为中国戏曲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大家。


    俞为民、解玉峰作 《钱南扬先生小传》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 俞为民:钱南扬先生的民间文学研究与《谜史》的学术价值

            钱南扬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戏研究,一是民间文学研究,两者相较,南戏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重点,用时最久,用力最多,成果最丰,故学术界较多关注其在南戏研究方面的成就,其实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学术史上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钱南扬先生是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他执教于杭州省立一中时,与顾颉刚、钟敬文二位先生共同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并创办了《民俗周刊》。在此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始终是钱南扬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生前曾任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顾问、江苏省民间文学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钱南扬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是从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开始的,他于191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校长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民间文学,不仅聘请鲁迅、许之衡以及后来的吴梅等先生来校开设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课程,而且还与沈伊默、刘半农、钱玄同等著名学者共同发起,联合一些热心民间文学的师生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并陆续出版《歌谣丛刊》《歌谣丛书》,征集、搜集民间歌谣,从而在校内掀起了一股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热潮。

            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和重视民间文学的文化氛围的影响,钱南扬先生便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倾注在民间文学上,如他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民俗》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关于祝英台故事的戏曲》等论文,其中他对谜语这一民间通俗文艺形式更有兴趣,在此期间,他的谜语研究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搜集谜语、民间歌谣的文献,如《曲园三十家谜选》《群珠集》《余生虎口》《八咏楼新编灯谜》《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等谜籍都是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搜集到的,故在撰写《谜史》时多加引用;二是根据搜集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展开对谜语的理论研究,1928年出版的《谜史》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是他的谜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谜史》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谜语历史的专著,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在当时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顾颉刚先生看到此书的初稿后,赞赏不已,立即将它作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一,于1928年出版,并在序中指出:“我敢说,今日研究古代民众艺术的,南扬先生是第一人,他是开创这条道路的人。”

            《谜史》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首先是将谜语引入到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谜语介于游戏与文学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作者与受众主要是下层民众,文人因其既不能“言志”,又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故虽然也有参与者,但多是作为一种消闲的方式,并非像作诗文那样有意为之,即使如戏曲与小说虽然也来自民间,但文人因其也可借此“言志”和显示才华,故也热衷参与,但对于谜语,文人自始至终不予重视并加以研究,在古代文学史和艺术史上,对于诗文以及戏曲、小说等文人都有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论著,独谜语没有专门的论著,从来没有将谜语作为学问来研究。《谜史》的产生,就提升了谜语的学术价值,对展开对谜语加以学术研究具有导向意义。

            其次,《谜史》从历代正史、野史、笔记等各种历史文献中爬梳出大量有关谜语的记载与论述,依据这些史料,对谜语的发展作了梳理,清晰地勾勒出了谜语从先秦一直到清代在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各时期的主要谜籍和谜语的形式,揭示了谜语的发展规律。

            另外,在《谜史》中,还罗列了79种谜语著作,并对这些谜语著作的作者和内容作了简略的介绍,为后人对谜语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自完成《谜史》后,先生继续对谜语及谜史加以研究,一方面继续搜集有关谜语及谜史的材料,如在1934年,他从顾竹侯处得到了《灯窗漫录》的稿本,其中记述了清末民初的北平射虎社、隐秀社、学余社游艺会、丁卯社等四个谜社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介绍了《隐语鲭腴》《蝶阶庾词》两部谜籍的作者和主要内容,先生在顾竹侯寄赠的稿本卷首对顾竹侯的生平与此稿本的来历作了说明,云:“顾竹侯,名震福,淮安人。所作有《小学钩沉续编》《跬园谜稿》《商旧社友谜存》等书。此《灯窗漫录》六则,承手写寄赠,虽非全稿,然此书未见刊行,原稿不知流落何处。即此数则,亦足珍贵矣。”另一方面,他对《谜史》作了修改,分别撰写了《谜史的新材料》《〈谜史〉的错误》,对《谜史》作了增补和修改,使得《谜史》更为完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动乱刚结束,上海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先生的论文集《汉上宧文存》,原拟也将《谜史》收入其中,后觉得其单独出版的学术意义更大,故决定出版单行本,但鉴于此书作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引用史料多,对于这些史料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对于现在的一般读者理解有困难,故提议最好对原版加以译注。当时先生因高龄体弱,精力不济,就让我来译注,但我因此前对谜语及其历史没有研究,试着作了一些译注,就感觉到不能胜任,不仅不能保持原作的面貌,反而损害了原作的精华,点金成铁,故还是让出版社出版原版,因原版没有先生自己的序言,故我便按先生的授意,代为撰写了            《再版前言》,简单交代了他从事谜语研究及撰写《谜史》的过程,并去信请王季思先生为《谜史》新版作序,王先生欣然允诺,很快寄来序言。而我的译注稿,后来收在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灯谜集珠》中。

            《谜史》初版已有90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学术价值越来越突显,谜语这一民间文艺形式,也是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谜史》对谜语的研究,对于提升谜语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王琼娥:忆南扬

            南扬离世去了,他毕生的精力都化在研究古代戏曲上面,获得了一些成果,得到人们的推崇,这是最使他感到欣慰的。唯一的遗憾是他最后在完成《白兔记》校注工作中,终于衰老不及,神志模糊而撒手。在他弥留期间,还屡次含混地提到“白兔记”三字,可见他仍惦记着这个宿愿未有完成,感到是件憾事自离开了人间。

            南扬出生于1899年12月18日(农历十一月初四),浙江平湖人,居住在城西门的冯家老屋里,大门正对一个池塘。少年倜傥聪慧,在嘉兴求学。1919年进北大文学系读书。在国学方面,他选读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刘子庚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等。当时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北大是个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在校内大力提倡通俗文学,号召同学搜集民歌民谣,校刊编印《歌谣》周刊。在此影响下,他一个青年学生在课余时间,对鲜为人重视的,可又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之花——谜语,进行了拓荒性的探究,编宗成篇章,陆续发表在《歌谣》周刊上。因此而起,与同学顾颉刚等志间道合者发起组成了民俗学会。《谜史》于1928年在广州出版,有的先生后来说他是“别具慧眼”,有“首创之功”。我们乡里的家人,都晓得他自幼聪慧,性格活跃,又好钻研,常在孩童玩灯谜和猜谜语等娱乐活动中,总是得“彩”最多。一年中乡间多次的神会、唱戏,他总是带领我们去观赏。自幼接受民间文艺的熏陶,恐怕就是他“别具慧眼”的由来之一。《谜史》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家人们都笑他怎么编出这个“冷门货”,他笑对我们说:“这是讨众人的喜欢,你们不是都喜欢猜谜语,看看这个书后,能知道它的来源、变化,不是更好吗?”

            同样,他致力于研究南戏,也是由于南戏起源于江南的村坊小曲、里巷歌谣,曾受正统文人的鄙视。当时在北大,著名曲学家吴梅先生应聘开设词曲课,他受其影响,决心走研究古代戏曲之路,遂拜吴先生为师,并先后选修了许之衡先生的戏曲史及其他戏曲的课程。在吴先生的指导下,遍览了戏曲古本与论著,他发觉宋元南戏虽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成熟的戏曲,但前人的有关专著,阐述观点仍偏重于元曲,当时研究者都弄不清宋元南戏产生的时间、源流等问题。中国戏曲史上缺少这一环节,以后金元杂剧的异峰突起,以及明传奇的兴盛等一连串问题,都难以索解。在吴梅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南扬决心把南戏作为终身研究的方向。家人有时曾挪揄他说:“你又是抄冷货,有什么用啊!“他毅然说:“做学问,‘拓荒补阙’才有意义。”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他不管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变化,整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笈资料中,广泛钩辑散佚或已湮晦已久的戏文与有关文献材料。进行缜密的考证,终于在五年后发表出《宋元南戏考》论文,十年后又撰写了《宋元南戏百一录》,均在《燕京学报》上出版,被人推崇为奠定中国南戏学科的基石。

             南扬在研究工作上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缜密求实的科学态度,也乐于与文友互相切磋支持。他与研究戏曲的一班人都能结为艺术上的挚友,书信往来,互相寻访,坦率交谈。我们记得有顾颉刚、王季思、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谭正璧、叶德均、周贻白、董每戡、庄一拂,以及郑振铎、胡适先生等等。其中有几件事印象较深。一是抗战前,南扬在杭州高中任教,他一面要上课堂,一面仍用大部分的时间研治戏曲史与民间文学,除继续摘录、积累有关南戏、谜史的材料外,还在搜集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梁山伯祝英台”等故事的有关材料。当他遇见顾颉刚时,知道顾先生也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遂无私地将已所获得的书本和口碑资料,一股脑儿全部供给顾先生,自己放弃了这个题材,着重写了《梁祝戏剧辑存》的那本小册子。在杭州时,与胡适先生等也交往甚密,研讨小说与戏曲史等问题。胡适先生当时所赠书的一付对联,至今仍收藏在家里。二是抗战期间,家乡平湖房屋焚毁,其中所藏文稿书籍同归於尽,南扬携全家避难浙南丽水等地,家境十分艰难。他一面在杭联中执教,一面仍孜孜不倦对南戏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包括曲谱、曲律、表演、剧场等问题。当时,在上海“孤岛”的赵景深、庄一拂编辑出版专谈昆曲和戏曲史的一本刊物《戏曲》,特通迅约稿。南扬为了支持曲友的这项事业,在资料缺少、存稿不全的情况下,点着荧火般的油盏,在炎夏蒸笼般的陋室里,关门赤身,日以继夜写稿,终于不误时地在《戏曲》上陆续发表出《西厢记杂剧校释序》(王季思编著)、《墨憨斋词谱辑佚》、《回忆吴梅先生》等文章。其三,南扬不仅研究戏曲的文史材料,还潜心于曲谱、曲韵、曲律的学习,甚至延聘琴师,学演古老的戏曲,最后能粉登场,客串旦角,常成为家庭中笑谈。其实,他都是为了全面掌握古典戏曲艺术规律所作的尝试。

            解放后。在党的文化领导下,他先后在杭州、南大执教,专心致力于戏曲史与理论的研究。在政治上风风雨雨的环境中,他仍坚持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用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存在的偏颇,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纠正、补充。特别是他在主攻宋元南戏方面,首先总结性的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一书。接着,对现存基本保持南戏剧作面目的《元本琵琶记》、《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进行了细致的校注出版,并撰写了《琵琶记作者高明传》、《魏良辅南词引证校注》等专论,他在全面占有现存南戏资料的基础上,最后编著出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力作《戏文概论》,系统地阐述了宋元南戏的的历史状况和内容、形式、演唱等方面的艺术特征,完成了他立志拓荒补阙——戏曲史上“一个失去的环节”的宿愿。但是,南扬还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所见的资料仍为不全,如铺叙旧传奇名的《书生负心套》、明成化刻本《百二十家戏曲全锦》等原书均未见,所知者亦不全,只能等发现后再行补订。

            由于南扬的身心全部倾注在戏曲史的研究上,到六七十岁时,他的著作精力显得特别充沛、纯熟。因此,他在研究讲授戏文之余,还把触角伸向明传奇,他校点出版了汤显祖著名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及附录《紫箫记》,合成为《汤显祖戏曲集》。又撰写出《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谈吴江派》、《宋金元戏剧搬演考》、《曲律简说》等论文。他早期著作的《谜史》,在八十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求重版,他不仅将大半个世纪以来随时发现和积累的许多新材料补充进去,还对原书中存在的错误,都一一作了修改或纠正。他这种著作上一丝不苟的作风是一贯的。他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仍不减当年。解放后,在如此忙碌的研著任务中,仍尽其余力,编写了《市语汇钞》、《从风人体到俏皮话》等专文。当然,这些研究的论著,都为后来与人合作编著《中国戏曲大辞典》(香港版)奠下了有益的基础。

            还应该提到的,南扬这时的学术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仅仅伏在书案上,埋进古笈资料堆里,他曾去闽南实地考察了解尚在流行的古老剧种莆仙戏、梨园戏等,从剧目、曲词、表演等多方面,去寻求宋元南戏的遗响。凡友人甚至后辈所作的论著,请他审阅,总是“来者不拒”,认真负责地阅读文稿,还批注出自己的意见或提供新材料,他认为对自已也是增进知识的好机会。他的《曲律简说》是专门为后晚辈初学者讲解撰写的。六十年代初,他的一个晚辈在邻省一个地区举办一次地方戏曲剧团的编剧进修班,他与陈瘦竹先生欣然应邀前往讲课。他带了《曲律简说》一文,先与听课者座谈地方戏曲剧团的各种情况,然后又通宵达旦在讲稿上增补了密密麻麻的注脚,以便使讲课的内容更接近听课者的水平与需要。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能掌握了解中国戏曲传统的这些艺术规律,能产生比前人更好的剧作,振兴发扬中国戏曲的优秀传统艺术。”南扬不惯于多讲政治方面的话,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那颗赤诚之心,通过毕生致力于戏曲研究事业,昭然可见。他跨入九十高龄耆老之年后,神志常失清醒,有时熟悉的亲友他都认识不清了,但是提到戏曲专业方面的事,他仍然清晰地进行答问。

            南扬是个老知识分子,他的生活道路可说是极为平凡的,他在学术上尽力作出过贡献,但与同辈人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晚年能有安居乐业的环境,是党和政府赐予的最大幸福。南扬安息长眠吧!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马春阳:安息吧,钱南扬先生

            钱南扬先生与世长辞,使我们失去一位良师!

    过去无论在北京、宁波,还是在成都集会,每当谈起钱南扬先生来,钟敬文教授总是用崇敬的语气赞道:“南扬同志是大学问家呀!”无怪二十年代他的《谜史》一书问世后,顾颉刚先生就称它是我国民俗学的开山之作。是的。他在研究南戏的同时,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仍有成果。

            1980年4月,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大好时光。我省在开三届民文代表大会。钱南扬虽是年高八十一岁的老人,然而他却兴奋地出席了会议,并与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为首的全体代表留了影。这次会议吹响了团结、友爱、奋发的进军号角。五年来的战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省民文事业是欣欣向荣的。并贏得了社会的承认,让“下里巴人”亮了相,立下了第一站的里程碑。应该说,这主要与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党组的领导、支持有关。但也得肯定,会后坚持在民文战线上的广大会员们,发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不图虚名、只求实效的工作精神,为繁荣民文事业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其中也有钱南扬先生的一份。所以,在三届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名誉主席是当之无愧的。

            我和钱南扬先生共事七年,得益非浅。首先他的人品影响着后代。最使人不能忘怀的,或去拜年,或去探病,或去请示问题,他都那么谦和,从未摆“先知先觉”的架子,更不计较享受什么“权利”。当我走时,他更是婉言关照“会里人手少,工作忙,今后如时间忒紧,就别再来啦,你们放手大干就是了。”回想起来,甚为内疚。在最近一两年内,我真的很少去拜望过他一次。钱老,请在九泉之下谅解我吧。

            钱南扬先生曾在《民间文学研究略述》一文中指出,“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一个容易犯的毛病,不忠实。就是不管人家怎么讲,偏要凭自己的主见,加以修改润色,弄得面目全非。”现在读来,对当前采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很有指导意义。我们当为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文化建设工程努力,用实际行动以慰忠魂。

            安息吧,钱南扬先生!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崔东伯:哭南扬兄

            4月27日下午,讣告自省政协转到浙江医院,白纸黑字“钱南扬教授治丧委员会”,我一下子呆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老友了。我连敬献花圈,发封唁电也赶不上了,实在愧对老友。

            南扬兄,浙江平湖人氏,家学渊源。我和他相识于解放前的杭州高级中学。自他到南大后,我们已数十年不见了。1982年6月,南大80周年校庆,他来信欢迎我回母校(我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当时我因身体欠佳未能赴宁。我一直在想,在明年杭州一中80周年校庆时,我们将相叙在西子湖畔,现在是再也见不到南扬兄了。我好悔啊!

            南扬兄和王季思兄、徐朔方兄皆为我国古典戏曲专家,对元、明戏曲各有独到见解,他毕生重事业,淡名利,孜孜以求的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几十年辛勤耕耘,南扬兄是“桃李遍神州”。南扬兄的逝世,实在是我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重大损失。

            我想,不久的将来能见到《钱南扬文集》。

            仅以此文充作花圈、唁电,敬献于南扬兄灵前,悲哀已使我欲哭面无泪,欲文而无词,悲乎!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

            正当首届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期间,电报传到了钱南扬教授于四月十八日病逝于南京的噩耗,全体与会代表当即起立默哀,沉痛悼念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戏曲史家、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民俗学专家。中外学者七十多人排成队,依次在白幅上签名,寄托深切的哀思。其中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张庚、郭汉城、阿甲,湖北分会副主席龚啸岚,江苏分会副主席梁冰,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俞琳,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丛兆桓,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和杭州大学教授徐朔方等。还有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东亚交流署负责人黄琼璠,夏威夷大学副教授魏莉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教授索罗金,捷克查尔斯大学副教授丹娜·卡沃多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学博士布海歌,意大利莱斯大学教授尼古拉·萨瓦莱塞,英国加地夫实验剧团活动总监马金山,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波多野太郎和庆应大学教授冈晴夫等。他们集体发给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唁电说:“惊悉钱南扬先生逝世,深感悲痛,钱先生在中国戏曲研究上成就卓著,我们将水远怀念他的业绩和名字。”另外王季思先生拟了挽联,徐朔方先生写了唁函,俞琳先生还用墨笔书题了“曲学师范”的挽幛。此情此景,充分体现了中外学者对钱先生的敬重和爱戴。钱先生是南戏研究的一代宗师,他的逝世,实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和戏剧界的一大损失!

            钱先生原名绍箕,别署钱箕,字南扬,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十八日生于浙江省平湖县。1914年,他到嘉兴考入省立第三中学,适逢英文教师就是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因有了这层关系,他也曾见到过《宋元戏曲史》的作者王国维先生。1914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嘉兴,他非常向往,决心投考北京大学国学门,录取后即于八月中赴京。由于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选择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作为自己攻读的专业。在预科二年正科四年的求学期间,他参加了蔡元培、刘半农等先生组织“歌谣研究会”采集民歌的活动,又选修了鲁迅先生主讲的中国小说史、刘毓盘先生主讲的词史、许之衡先生主讲的曲律、钱玄同先生主讲的音韵学等课程。当曲学大师吴梅从北京大学转到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任教后,他又趁着暑假的时机到苏州吴梅先生的家中拜师,吴先生欣然接纳,曾经选宋词“海风吹下空翠”、“心香淡染清华”和元曲“隔紗窗日高花弄影”、“倚孤舟酒醒梦无痕”集为两联,先后亲笔书赠,以示师生之谊。1925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事业,六十二年来,先后执教于宁波省立第四中学、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和南京大学,为祖国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民俗学和戏曲史的研究人才。

            钱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有突出的造就和建树的。早在1927年,他在杭州与顾颉刚、钟敬文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1928年,他把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写成的《谜史》交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研究通俗文学谜语的专著,顾颉刚在序文中称赞说:“今日研究古代民众艺术的,南扬先生是第一人,他是一个开辟这条道路的人。”接着,钱先生又和顾颉刚一起探讨孟姜女和梁祝故事的民间文学材料,发表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他看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有关南戏的论述尚多缺漏,而王氏在《曲录》中又没有为南戏立目,他于是发愿研究宋元南戏,誓补王氏之失,每逢暑假,他都到苏州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和“百嘉室”中勤读,遍览了吴先生丰富的戏曲藏书,得其指导,先写成《宋元南戏考》一文,发表在《燕京学报》第七期(1930年6月出版)。然后又花了五年时间,完成《宋元南戏百一录》,作为《燕京学报》专号之九发表(1934年12月出版)。钱先生这项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研究南曲戏文的科学基础,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后在南戏研究领域里又一重大的突破。

            解放以后,钱先生真诚地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学习马列主义。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不断地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梁祝戏剧辑存》(1956)、《宋元戏文辑佚》(1956)、《元本琵琶记校注》(1960、1980)、校点《汤显祖戏曲集》(1962、1978)、《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1979)、《汉上宧文存》(1980)、《戏文概论》(1981)、《南柯梦记校注》(1981)、重印《谜史》(1986)和《宋元明清戏曲词语汇释》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钱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不仅为国内学界所公认,而且在苏联、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汉学家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特别是他的《戏文概论》一书,填补了中国戏曲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为南曲戏文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受到评家的一致推崇。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在民族戏曲的研究上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84年10月特地授予他“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的荣誉奖;1985年2月,他的《戏文概论》又获得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荣誉奖。近几年来,中外学者常来南京看望他,向他请教致意。他还担任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戏曲学会顾间、中国南戏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编委、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昆剧研究会名誉理事、江苏省昆剧研究会顾问、江苏省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民俗学会顾问、江苏省戏曲学会顾问等职务,在组织和推动民间文学和戏曲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我跟从钱先生受业,是从1957年7月开始的。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导师是德高望重的陈中凡教授。陈老给我讲戏曲史时,手里拿着一本钱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元明清曲选》,再三称赞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陈老从未与钱先生识面,只是读其书而心服如此!陈老提倡转益多师,嘱我最好能向钱先生当面请益。陈老打听到钱先生任职于渐江师范学院(后易名为杭州大学),便叫我采取两个步骤的行动。第一步是派我去游学,第二步是设法请钱先生来南大工作,以恢复并发扬本校自吴梅以来在戏曲研究方面的优良传统。陈老的计划得到了校领导的积极支持,通过公函联系,我于1957年夏奔赴杭州,在浙江师范学院住了一个多月,得亲聆钱先生的教诲。回校后,我向陈老汇报学习的收获,陈老十分满意,从此更坚定了聘请钱先生的意向,嗣后又经过多方的努力争取,终于将钱先生从杭州聘来了。记得那是1959年9月的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我迎接钱先生来到石头城。南京大学对他的器重,使他衷心铭感。下车以后,他第一桩事情就是拜访系领导和陈老,第二桩事情是欣然接收陈老的委托,协同担任研究生的指导工作。这一年,钱先生已过六十之寿,但身体很好,健步如飞,每逢星期假日,我便陪他出入于石城内外,或游赏六朝名胜和明清古迹,或观摩江苏省昆剧团的演出。钱先生告诉我,他早年跟吴梅先生学习时,吴先生要他唱曲,所以曾经练过这方面的基本功。其实,他从小就接触到许多曲友,因当时平湖、嘉兴和北京都有业余的曲社,他在曲社里专学旦角的演唱和舞蹈身段,曾登台演过《游园》、《思凡》等折子戏。对于昆曲的热爱,他和陈老真是志同道合,我也因此追随于两老之后,吹笛度曲,引为快事。1960年夏,我访曲京华,在路工先生家里看到了魏良辅《南词引正》的孤本秘笈。回校后,我将摘记送给钱先生,他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研究昆曲起源和魏良辅革新声腔的一份新史料。在征得路工先生同意后,他便写成《南词引正校注》一稿,发表在1961年七、八期合刊的《戏剧报》上。论者以此为据,一下子把昆腔发源的历史从明代向前推到元代,引起了昆剧界的轰动。

            1960年至1965年,是钱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获得双丰收的时期,他为本科生讲了“宋元南戏”、“戏曲选读”和“明猜传奇”等专题课。我虽已毕业留校任教,但仍继续听钱先生的课,因此得侍先生之讲席,为时甚久。钱先生一面开课,一面就写出了科研著作。例如《戏文概论》原是他为“宋元南戏”课程编写的讲义,《琵琶记校注》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是他讲“戏曲选读”时的产品,校点《汤显祖戏曲集》是他讲“明清传奇”时完成的一个国家下达的科研项目。正当他精神焕发、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的时候,逆料“四人帮”制造了十年动乱的灾难。钱先生和其他一些老辈学者一样,曾遭抄家关押等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戏文三种校注》等书稿均被抄没,几十年的心血积累付之东流。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暮年夕照,仍放光彩。党和国家的新面貌,燃起了他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承担了新的工作任务。他重新撰写了已被抄没失落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和《观文概论》等专著,又把《宋金元戏剧搬演考》、《琵琶记作者高明传》、《谈吴江派》、《从风人体到俏皮话》和《曲律简说》等单篇论文结为一集,因平湖故居旧有“汉上宧”之书室,乃题名为《汉上宧文存》,自1979年以来,陆续交由中华书局、上海文艺出版杜、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杜出版。另一方面,他又认真负责地在中文系戏剧研究室培养戏曲史专业的中外研究生,形成了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使南大中文系在国内外南曲系统的研究领域里居于名列前茅的地位。

            钱先生为人质朴,谦虚诚恳。他平时沉默寡言,与人无争,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来南大的二十八年中,他本人从来没有向领导提出过任何要求,即使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不置一辩,毫无怨言。他不善交际,自甘寂寞,默默地埋头于小阁楼上的书斋中,一心一意地从事研究工作。王季思先生曾经说:“南扬先生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受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说话!”他讷于言而敏于行,一辈子专攻南曲戏文的探究,用心专一,力不旁鹜,所以创获甚多。他工作踏实,学风严谨,其研究著作如《戏文概论》等能将资料、考证、评述和史论融为一体。他在曲律学和训诂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并能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释戏曲词语的含意,所以他对《戏文三种》和《琵琶记》等作品的校注,极为允当精审,博得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

            现今,钱先生以八十八岁的高龄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定把悲痛的哀思化为推动工作的力量,学习他勤恳踏实的教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继承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使之发扬而光大。钱先生杰出的学术成就,将永远为学术界所珍视!钱先生治学的业绩和名著,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俞为民:深切悼念南扬师

            钱南扬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们为失去了辛勤教诲我们的良师与和蔼可亲的前辈而不胜哀恸!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字是在上大学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老师谈到宋元戏曲时提到先生的名字和著作的。后又在资料室里看到了先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当时虽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但已为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折服,当“文革”结束后先生招收戏曲史研究生时,我便报名应考。考取后有幸忝列先生门下。而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也就是在考取先生的研究生后。当我第一次见先生时,心里有些紧张拘谨,想先生是一个名学者,会不会有架子,对学生是否很严厉?当我走进房间时,先生正伏案写作,见有人来了,便起身带着浓厚的平湖口音道:“请坐”。我作了自我介绍,先生很高兴。言谈之间,我发觉先生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没有一点架子。虽然没有一般人的客套话,但讲话实在亲切,而且我也是浙江人,语言相通,更是觉得先生和蔼可亲了。于是我原来那种局促不安的心情早已消失了,我暗暗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既是著名学者又是那么和蔼可亲的前辈而庆幸高兴。而在以后的学习以及毕业后给先生当助手的近十年时间里,都证实了先生给我的这第一个印象。

            在指导我们学习时,先生从未说过一句教训批评的言辞只是以他自己的行为来指导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和研究。先生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学生中有人生病了,他必定要送些糖果点心,表示慰问。每次放假回家,他都要送我们一些礼物,带回家去。他知道我们都是外地人。家不在南京,故每逢节假日,都要把我们叫到他家吃饭。起初我们不好意思,很拘束,他就给我们讲当年他拜吴梅先生为师时吴先生待他的情形,他告诉我们,在北大读书时,经刘子庚先生介绍,他第一次专程赴苏州去请教吴先生时,下了火车,先找了一家客店,把行李放下,然后去找吴先生。吴先生知道后,一定要他住到家里来,并亲自到客店中将先生的行李拿到他家,故以后每次到苏州向吴先生请教时,也就都吃住在吴先生家里,而如今先生待我们亲如家人,也正是继承了吴梅先生的好传统,故后来我们在先生家里学习或作客,都毫无拘束感。

            在学术问题上,先生十分民主,决不固执己见,当我们在学习中对他的学术观点提出疑问或有不同见解时,他总是热情鼓励,决不压制。先生曾与徐朔方先生就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展开过讨论,徐先生认为汤显祖的剧作是用宜黄腔唱的,而先生认为是用昆山腔唱的。后来我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一些探讨,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宜黄腔与昆山腔是演唱风格之别,所唱的剧本体制是一样的,即都是传奇的剧本体制,故汤显祖的剧作不仅宜黄腔使唱,昆山腔也能唱。当时想到自己的这一看法与先生的观点相左,怕冒犯先生,不太敢写。于是以请教的口吻向先生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料先生听了,十分高兴,鼓励我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待我写好后,他还将稿子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不善言辞,很少说话。我平时去他家时,只有当向他请教问题时,才会说上几句,而且没有闲话,在讲解时都要在旁边的书架上找出一些资料或自己的笔记让我自己看。因此,每次去先生家时,总是准备好一些同题,向先生请教,先生虽然不多说话,但并非那种令人敬而生畏的人,凡是有人来拜访或请教他时,他就立即停下手中的笔,起身让座,并递上一枝烟,然后自己坐在床边,面带微笑,等着来人发问开口,而他自己除了来人一进门时所说的“请坐”二字外,一般是不主动说话的。对学生也是这样,我每次到先生家时,他也总是起身让坐,因为我不吸烟,他便从床头拿出一块梨膏糖或花生糖塞在我手上,起初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后来竟然习以为常了。先生的很少说话,也影响他的文风,他的著作文字都十分精炼,意到即止,决不拖泥带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先生的教学方法也自有特色,他不是系统地讲授,而是开列一些书目,让我们自已看,在看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来问他,另外,他要求我们学会唱曲,在我们的研究生课程中,有一门是度曲课,而且是主课,他专门请了江苏昆剧院的一位曲师来教唱昆曲。先生对我们说:“治曲不会唱曲,就如瞎子摸大象,只能触及皮毛,而无法研究戏曲音律方面的问题。”这确是先生的经验之谈。先生自己不仅会唱昆曲,而且还能粉墨登场。先生的家乡平湖也是昆曲流行的地区,当时有一个业余曲社,先生在中学时就经常到曲社听、唱昆曲。后来在北大读书期间,他还专门请了一个曲师来教唱昆曲。先生平时虽然讲话不多,但他曲不离口,到了晚年,身体虚弱,又加上有疾,不能久坐,于是写一会,便躺在床上哼几支曲子。在八六年学校给他录相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唱了《牡丹亭·游园》中的几支曲子,虽因年老丹田气不足,但唱来还是腔纯板正。正由于先生精通度曲之道,故使得他的研究自成特色,在一般治曲者认为是“玄学”的曲律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钱南扬先生纪念特辑】张新建:南扬师治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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